精神分析学经常因其所谓泛性论而受到指责。我个人怀疑，这种指责是否合理。在我看来，有某种更错误、更危险的假定，那就是我所称作的“泛决定论”。我指的是那种对人的看法，无视人在任何条件下有能力采取自己的立场。人
并不是完全受条件限制和决定的，而是能够自行决定究竟屈服于环境，还是勇敢地面对一切。换句话说，人是根本上自决的。人并非仅仅活着，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决定他将怎样活着，下一刻他将怎样做。
正因为如此，每个人都有自由随时作出改变。因此，我们只能在关于整个群体的统计调查大范围内，预测一个人的未来；然而，一个人的个性基本上仍是不可预知的。任何预测的根据不外乎生物、心理和社会条件，而人有超越这些条件，不囿于这些条件的能力，这是人存在的一个主要特点。如有可能，人能够改造世界，如有必要，人也能够改造自身。
让我告诉大家J医生的故事。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惟一我敢说是魔鬼般的邪恶人物。当时人们都叫他：“斯坦霍夫的总刽子手”(斯坦霍夫系维也纳一家大精神病院)。纳粹开始执行无痛苦致死术(指纳粹灭杀精神病人的残忍手段。——译注)计划后，所有人的生死都操纵在他的手里，他疯狂热衷于这一工作，想方设法不让一个精神病人逃过毒气室。战后，我回到维也纳，曾问起J．医生的下场。人们说：“他被俄国人囚禁在斯坦霍夫的一个隔离牢房。但是，第二天，牢房的门敞开着，J．医生从此无影无踪了。”我后来得知，他和其他人一样，在同伙的帮助下，逃往南美洲了。可是前些年，一位奥地利前外交官登门求医，他在铁幕后被囚禁多年，先是关押在西伯利亚，后转到莫斯科著名的柳边卡监狱。我给他作神经检查时，他突然问我是否认识了J．医生。当听说我认识后，他便告诉我：“我是在柳边卡监狱里认识J．医生的。他死在狱中，大约40岁，得的是膀胱癌。可是他在生前却表现为一个你所能想象的最好的亲密同伴。他安慰每一个人。他达到了最高的道德标准。他是我在狱中多年里遇到的最好的朋友!”
这就是“斯坦霍夫总刽子手”J．医生的故事。我们怎敢预测人的行为?我们可以预测机器或自动化装置如何运动，甚至还可以设法预测人的心理机制或“动态”。但是人不只限于心理方面。
然而，自由并不是决定性的。自由只是真相的一部分，真理的一半。自由只不过是整个现象的负面，现象的正面是责任。事实上，如果不用责任来行使自由，自由就有沦为任意专断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应在美国西海岸建造一座责任之神像，以与东海岸自由女神像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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