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即使处境无望，在劫难逃，我们仍可从中找到生命的意义。因为此时的关键是要证明人所独具的潜力得到最佳发挥，要变个人的不幸为胜利，变困境为人的成就。当我们再也不能改变某种境况时——比如不宜动手
术的癌症等不治之症—一我们面对的挑战就是改变我们自己。
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一天，一位年迈的医生登门求医，因为他极度抑郁消沉。两年前，他的妻子去世了。她是他最心爱的人。他无法克服失去她的痛苦。现在我该怎样帮助他?该对他说些什么呢?于是，我有意不讲什么，而只是问他：“医生，假如您先去世，不得不剩下您妻子孤单一人，情形会怎样?”他说：“啊，对她来讲那将非常可怕。她会多么痛苦！”我于是说：“您看，医生，她现在免受了这份痛苦，是您使她免受了这份痛苦。当然，你付出了代价，不得不独自伤心地活下去。”他听后，一言未发，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平静从容地走出了诊所。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一旦发现了痛苦的意义，例如牺牲的意义，痛苦也就不复是痛苦了。
当然，这个例子并不说明真正意义上的治疗。首先，他的绝望不是病。其次，我不能改变他的命运，我不能起死回生让他的妻子复活。但是，我确实改变了他对不可逆转的命运所持的态度一至少他从那一刻起领悟到，他的痛苦是有意义的，人主要关切的不是追求享乐或躲避痛苦，而是看到生命的意义，这是意义疗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只要认定受苦有意义，人就甚至甘愿承受。
但我要清楚说明，经受痛苦绝不是发现意义的必要途径。我只是强调，即使痛苦也可能是有意义的，当然，其前提是这种痛苦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这种痛苦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去除这种痛苦的根源，无论它属于心理方面、生物方面还是政治方面。忍受不必要的痛苦是受虐狂而不是英雄行为。
佐治亚大学已故心理学教授伊迪丝•魏斯科普夫—乔尔森在一篇论意义疗法的文章中指出：“目前的精神卫生理论强调这样一种观念：人应当快乐，不快乐就是精神失调的症状。或许正是这种价值观体系导致人们为不快乐而不快乐，致使本已由于无法避免的不，陕乐而感到沉重的心情又加上一重负担。”在另外一篇论文中，伊迪丝希望意义疗法“可以有助于抵制当今美国文化的某些不健康趋势，在美国，那些不得不忍受痛苦的人们几乎没有什么机会为受苦而感到自豪，无从认为受苦使人高尚而并不使人卑微。”因此“他不但不快乐，而且为不快乐而感到羞愧”。
人在有些情况下被剥夺了工作和享受生活的机会；但是痛苦的不可避免性却是永远无法排除的。接受这一挑战，勇于受苦，从而使生命具有意义，直到最后一刻，而且这种意义确确实实始终与生命同在。换句话说，生命的意义是无条件的，甚至包括不可避免的苦难所蕴涵的潜在意义。
我来讲讲或许可说是我在集中营里最深刻的体会。我们当时在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人微乎其微，每28人中至多1人免于一死。这可经精确的统计数字核实，我被关进奥斯威辛时藏在外衣里的那份手稿看来在劫难逃，更不用妄想有何转机了。它是我的第一部著作，是我的孩子——我用心智培育的精神产物。于是我不得不忍受并克服失去它的痛苦。现在我的身后似乎留存不下什么东西或什么人，留存不下一点骨血，无论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我扪心自问，到了如此地步，生命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当时我还不知道，我正在全身心冥思苦索的问题早巳有了答案，也不知道这一答案不久后就会昭示于我。一天，我奉看守命令交出衣服，换上一位难友遗留下来的破烂衣服。他刚抵达奥斯威辛火车站，就被送进毒气室了。我失去了厚厚的手稿，但在我新继承的衣服口袋里却发现了一页从希伯莱祈祷书上撕下来的经文，上面有犹太人最重要的一段祷告辞一《以色列施玛篇》。这个“巧合”难道不正是对我的挑战?考验我能否身体力行我的思想，而不只是纸上谈兵吗?除此之外，我怎能作其他的理解呢?
我记得不久后，我感觉死期将近。但是，在这种生死关头，我考虑的问题与大多数难友的不同。他们在想；“我们能活着出集中营吗?如果不能，所有这一切忍受苦难就都毫无意义了。”而我感到困惑的问题却是：“我们所经受的这一切苦难和所目击的这一切死亡，究竟有无意义?倘若毫无意义，那么，幸存的意义又何在?因为如果生命意义取决于能否侥幸逃生之类的偶然事件，那就根本不值得为此而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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