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纪念伊迪丝•魏斯科普夫•乔尔森，早在1955年，她就在美国意义疗法领域开始了开拓性的努力，并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宝贵贡献。
首先，我们问问自己，该怎样理解“悲剧性的乐观主义”。简而言之，它指的是，一个人尽管面临意义疗法所称作的“悲剧三合体”，但是仍然始终保持乐观。“悲剧三合体”包含人生的三个方面，可概括为(1)苦难；(2)罪疚；(3)死亡。本章实际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可能不顾所有这一切而积极对待人生？换句话说，尽管存在着悲剧，人生如何才能保持其潜在的意义？我们说“积极对待人生”(这是我的一本德文书书名)，就意味着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在最悲惨的情况下，生命始终具有潜在意义。而这又是以人有能力创造性地变生命中的消极因素为积极的或建设性因素为前提的。换言之，重要的是对任何具体情况，都要作最佳处理。然而，“最佳”就是拉丁文里的“乐观”(optimum)，所以，我提出了“悲剧性的乐观主义”，这是一种面对悲剧，看到人的潜力的乐观主义，人的潜力得到最佳发挥时可以(1)变苦难为人生成，就；(2)因罪疚而悔过自新；(3)从短暂的生命中获得对生命负责的动力。
不过必须记住，乐观主义是不能强迫命令的。不能强迫自己不管机会与希望如何，一味乐观。信、望、爱这个三合体中，信和爱与希望一样，也是不能强迫命令的。
在欧洲人眼里，美国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一再命令人们“应该快乐”。但是快乐可遇而不可求。“陕乐”得有理由。一旦有了快乐的理由，人自会快乐。由此说，人不是追求快乐，而是寻求快乐的理由，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实现某一具体处境中蕴藏着的固有的潜在意义寻求快乐的理由。
人特有的另一种现象——笑，也同样需要有理由。如果想让任何人笑，就得让他有笑的理由，例如，得讲个笑话。强求别人笑或让人强求自己笑，都不会有真正的欢笑。这样做无异于在照像时要求人们“笑一笑”，而结果照片上出现的只会是假笑的僵硬面孔。
意义疗法称这类行为模式为“意向过强”。它是引起性神经症二—无论是性无能还是性冷淡——的一个重要原因。病人越是直接追求性高潮，即性快感，而不是忘我地投入，结果越会失败。所谓“唯乐原则”实际上恰恰最扫兴。
一个人一旦发现了生命的意义，不仅使他快乐，而且还赋予他战胜痛苦的能力。然而，如果一个人寻找生命的意义，结果徒劳无获，又怎么样呢?很可能会导致致命的后果。我们不妨回想广下例如在集中营或战俘营这等极端条件下的情景。首先，美国士兵们告诉我，有一种行为模式他们具体称之为“自暴自弃症”。集中营里也可见到这种行为。有些人在凌晨五点钟醒来后拒绝起床上工，执意躺在监房中浸透屎尿的稻草上。无论怎样警告和胁迫，他们都无动于衷。接下来便出现了典型的情景：他们从口袋里的什么地方，摸出隐藏很久的香烟，吸起来。那一瞬间，我们明白了，在以后48小时左右，我们将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生命意义的航向迷失了，继之而来的便是只图眼前的一时，快乐。
这难道不让我们联想到另一种类似的行为，一种我们每天面临的类似行为?我想到世界范围内那些自称是“没有未来”的一代的年轻人。当然，他们不乞助于香烟，他们乞助于麻醉品。
其实，吸毒是一种较普遍的大众现象的一个侧面，这种现象就是人们由于存在的需求遭到挫折而感到生活没有意义，这种心态已成为工业社会极其普遍的现象。生活无意义感在神经症病因学方面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如今这已不仅是意义治疗学家的看法了。正如斯坦福大学的欧文•D•耶勒姆先生在《存在心理疗法》中写道：“在某一精神病门诊所连续有40人申请治疗，其中有12人(30％)存在着某些涉及人生意义方面的重要问题(按病人自我评定、治疗专家意见或独立判断而判定)。”在帕洛阿尔托以、东数千英里的地方，情形只相差1％；有关的最新统计数字表明，在维也纳，29％的人口抱怨他们的生活缺乏意义。
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感觉人生没有意义呢?有人或许会虽然未免过于简单一生活所需应有尽有，但却不知为什么活着；就是说他们有生活手段，但缺乏意义。当然，有些人连手段也没有。尤其是今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失业。50年前，我发表过一篇论文，讲述我诊断的年轻病人所患的一种特殊的抑郁症，我称它为“无业神经症”。我可以证明，这种神经症的真正根源在于双重错误的认识：无业等于无用、无用等于生活无意义。结果，每当我说服病人去青年组织、成人教育部门或者公共图书馆等志愿服务，换言之，一旦他们大量的闲散时间被某种虽无报酬却有意义的活动所充实，他们的抑郁症便烟消云散，无影无踪，尽管他们的经济状况不曾改善，他们照样还在挨饿。道理就在于人活着不只是为了福利。
除了由个人的社会经济情况引发的无业神，经症以外，还有其他类型的抑郁症，可视病情追根到心理动力或生物化学条件，从而分别需要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然而，就感到人生没有意义而言，我们不应该忽略，也不应该忘记；它本来不是。病理问题；不是神经症的征兆和症状，而可以说是富有人性的证明。但是虽然它不是由任何病理原因引起的，却可能引起病理反应；换句话说，它是潜在致病的。请想一想年轻一代中如此普遍的群众性神经机能综合症：大量经验证明，这种综合症的3个方面——抑郁、挑衅、毒瘾——都可归因于意义疗法所说的“存在的空虚”，即感到人生空虚和没有意义。
当然，并不是每一种抑郁症都要归因于感到人生没有意义、而自杀——抑郁症有时导致自杀——也并不总是由于存在的空虚所致。但是即使不是由于感到人生无意义而走上自杀道路，徜若自杀者领悟到还有值得为之活下去的某种意义和目标，他就很可能会克服想结束自己生命的冲动。
如果说，在防止自杀方面，面向人生意义的引导起了决定性作用，那么干预有自杀倾向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当我还是一个年轻医生时，有4年时间在奥地利最大的国家医院工作，我负责的病房住的都是患严重抑郁症的病人，其中大多数是启杀未遂后来到这里住院的。我计算过一次，这4年中，经我手的病人该有12，000人。他们使我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至今我每遇到有自杀倾向的人，仍可借鉴这些经验。我告诉这些人，许多病人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他们对自杀未成有多高兴；事后经过数星期、数月或数年，他们对我说，事实证明他们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们的困惑是有答案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我继续向他们解释广即使这种好的转机1090例中只有一例。谁又能担保迟早不会轮到你呢?但首先，你必须活着，等到轮到你的那一天。因而，为了看到那一天的来临，你必须生存下去，从现在起，你时刻不能忘记活下去的责任。”
关于群众性神经综合症的第二个方面一挑衅，我想借用卡罗琳•伍德•谢里夫所进行的试验来说明。她故意激起两伙童子军相互寻衅，她观察到这些毛头小伙只有在致力于共同目的时，才停止相互寻衅。当时，一辆往他们营地运送食物的马车陷进了泥泽里，需要孩子们齐心协力，把它拉出来。立刻，一种需要他们共同实现的意义不仅向他们提出了挑战，而且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说到第三个方面，即毒瘾，我想起安内迈尔•冯•福斯特迈尔提出的研究结果，她指出，据测试和统计数字表明，她调查研究的酗酒者中90％的人深感人生没有意义。斯坦利•克里普纳调查研究的吸毒者，则100％认为“一切似乎都毫无意义。”
现在，就让我们重新回到意义这个问题上来。首先我想说明，意义疗法关注的是人一生中必须面对的所有各种境遇中蕴含的潜在意义。因此，在这里我不想详谈整个人生的意义，尽管我不否认确实存在这种长远的意义。打个比喻，比如一部电影是由成千上万个镜头组成的，每一个镜头表现一个内容，包含一层意义。在尚未看到最后一组镜头时，我们无法知道整部电影的含义；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不先理解影片的每个组成部分、每一镜头，我们就无从理解整部电影。生活难道不也如此吗? 生命的最终意义如果存在的话，不也是只有在临终的最后一刻才昭然若揭吗? 而且这一最终意义不也正取决于个人是否禀着各自的认识和信念，最好地实现了每一种境遇所蕴含的潜在意义吗?
事实是从意义疗法的角度看，意义以及对意义的感知，既不是虚无缥缈的，也不存在于象牙塔中，而是完全脚踏实地的。总括起来，可以说，对意义的认识——对具体环境所蕴含的个人意义的认识——介乎卡尔。布勒学说的“啊哈”经验与马克恩•魏特迈尔理论的格式塔知觉之间(指完整的知觉构型，格式塔心理学派认为，作为直接经验瞬时显示的精神客体是完全的、不可分解的整体或形式——译注)。我所说的这种对于意义的感知有别于经典概念的格式塔知觉，这是指后者意味着对“基底”上“图形”的顿悟(指研究知觉过程中图形与背景的关系；顿悟指知觉经验中旧结构的豁然改组或新结构的豁然形成——译注)，而我所说的对意义的感知则可更具体地归结为开始领悟到现实背景下的可能性，更明白地讲，开始领悟到在某一具体环境里能够做些什么。
那么，个人如何去发现意义呢?夏洛特•比勒指出：“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研究那些似已找到人生根本答案的人的生平，与那些没有找到答案的人的生平作一对比。”不过，除了这种研究生平方法以外，我们还可以从生物方法入手。在意义疗法看来，良心犹如提词员，必要时，它会指示我们在某一具体生活境遇中的行动方向。为了履行这个任务，良心必须对人所处境遇运用某种衡量尺度，对这种境遇必须依照一套标准、一种价值观作出评价。但是，我们无法有意识地去接受和信奉这些价值观——它们正是我们自身的某种东西。它们是人进化过程中凝集的结晶，它们建立在我们以往的生物发展基础上，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生物发展之中。康拉德•洛伦茨的生物先天论概念大概正是基于类似的思想形成的。最近，当我们一起讨论我对价值观形成过程的生物基础所持观点时，他热切地表示赞同。总之，如果存在着一种先天的价值论的自我理解，可以说它肯定植根于生物遗传之中。
意义疗法认为，得出人生意义的途径主要有三。一是通过创造，或者做一番业绩；其次是体验某事物，或者结识某人；换句话说，人生意义不只是通过工作才能找到，在爱中，也同样可以找到。对此，伊迪丝•魏斯科普夫•乔尔森讲道，意义疗法“关于体验可与取得成就同样地具有价值这一概念很有治疗意义，因为它弥补了一点，即我们总是单方面地强调外在世界的成就，而忽略内心世界的体验。”
然而，最重要的是第三种途径:即使沦于绝境无助的受难者，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也依然能够超越自己，成长发展，从而改变自己。他能够将个人的不幸转化为胜利。正如前面提到的，伊迪丝•魏斯科普夫•乔尔森曾表示希望意义疗法“可以有助于抵制当今美国文化的某些不健康趋势，在美国，那些不得不忍受痛苦的人们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可为受苦而感到自豪，无从认为受苦使人高尚，而并不是使人卑微。”因此“他不但不快乐，而且为不快乐而感到羞愧”。
有25年，我在一家综合医院的神经科工作，因此我能够证明，我的患者有能力把困境变成人的成就。除了这类实际经验外，实验证据也证明，有可能在苦难中找到意义。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感到印象深刻的是，如此多的越战战俘明确表示，虽然被俘令人痛苦不堪——饱尝严刑拷打、疾病、营养不良、独自监禁之苦——但他们……却从被俘的经历中获益，把它看作是一种成长的经历。”
不过，赞同“悲剧性的乐观主义”的最有力的论证是拉丁文所说的“argumenta ad hominem”(人的论证)。举例说，杰里•朗就是意义疗法所说的“人精神的挑战力量”的一个活生生证明。据《特克萨卡纳报》所述：“杰里•朗由于3年前的一次跳水事故，造成颈部以下全身瘫痪。事故发生时，朗仅17岁。如今，他可以口衔小棍打字，并借助一部特殊电话机，‘就读’社区大学的两门课程。朗利用这种内部通讯系统，既可以听课，也可以参加课堂讨论。其他时间，他还用采阅读、看电视、写作。”朗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认为我的生活富有意义和目的。我在那致命的一天里采取的态度已变成我个人的生活信条：我的颈部虽然折断，但我这个人却折不断。现在，我在大学注册学习心理学第一期的课程。我相信，残疾只会提高我帮助他人的能力。我深知，没有这番磨难，我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成长。”
这是否意味着，必须经受痛苦，才能发现意义呢?绝不是。我只想强调，正如本书第二部分所指出的，如果这种痛苦不可避免，那么，尽管面对——不，即使经受——痛苦，生活也仍然是有意义的。如果这种痛苦可以避免，则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去除其根源，因为承受不必要的痛苦，就是自我虐待，而非英雄行为。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无力改变导致他痛苦的境况，他仍然可以选择他的态度。（在奥地利电视上看到过对一位波兰心病学家的采访，令我难以忘怀。这位心病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协助组织华沙犹太人区的暴动。记者赞叹道：“何等的英雄事迹啊!”医生平静地回答：“其实我说，端起枪来射击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如果党卫军领你走向毒气室或万人坑，当场处决你，而你对此没有任何办法，惟有怀着尊严慷慨就义，你知道，这才是我所说的英雄主义。”可以说，态度上的英雄主义。）朗并不是生来就该遭折颈厄运，但他确实下定决心，不让所遭厄运压垮自己。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首先要做的是创造性地改变导致我们痛苦的境况，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需要时，懂得如何承受痛苦。实验证据证明广平民百姓”同样抱有这种看法。据奥地利民意测验者最近报道，在他们所访谈的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最受崇敬的人既非大艺术家或大科学家，也非大政治家或体育大明星，而是那些经磨历劫昂首不屈的人。
关于悲剧三合体的第二个方面，即罪疚。我想从一个始终令我迷惑的神学概念讲起。我指的是所谓的“神秘的邪恶”这一概念。所谓神秘的邪恶，在我看来，意味着一种归根到底不可索解的罪行，因为人们无法将它完全归咎于生物、心理和／或社会因素。全面解释一个人的罪行，就等于为他开脱罪责，并把他看作一部有待修理的机器，而不是一个自由和负责的人。甚至罪犯本身也厌恶这种对待，宁愿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我曾接到正在伊利诺斯州监狱服刑的一名囚犯的来侮，他在信中哀叹道：“罪犯从来没有机会为自己解释。人们提供了各种借口要他选择。归罪于社会，许多时候，甚至归罪于受害者。”有一次，我在圣昆廷向囚犯讲演，我告诉他们：“你们同我一样是人，因此，你们可以犯罪，可以服罪。但现在，你们有责任超越罪疚，再造自我，改过自新，从而战胜罪疚。”他们感到得到了理解。一位名叫弗兰克•E•W。的获释犯人给我写来一封短简，上面说到他“为获释的重罪犯组织了一个意义疗法小组。我们有27人之多，新来的人在创办了这个小组的那些伙伴的支持下，再没有重蹈覆辙。只有1人后来又进了监狱——但他现在已经自由了。”
关于集体罪疚的概念，我个人认为，让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为负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始终坚持不懈地公开反驳集体罪疚的概念。
然而，有时却需要想出种种巧妙的教育方法，才能使人们摆脱迷信。一次，一位美国妇女责备我：“你的一些书怎么还用德文写?那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语言。”我反问她，她的厨房里是否备有刀子，她作了肯定的回答，我做出一副震惊的样子问她：“有那么多的杀人犯持刀行凶，滥杀无辜，你怎么还可以使用刀呢?”她从此不再反对我用德文写书。
悲剧三合体的第三方面涉及死亡。但它也涉及生命，因为任何时候，构成生命的每一时刻都在消逝，时不再来。而这种瞬息即逝难道不是在警醒我们，应当尽可能充分利用生命的每时每刻吗?当然是如此，因而我的箴言是：认真对待生活，犹如你现在的生命已是第二次，你曾虚度了前生，而现在，你即将重蹈覆辙。
事实上，恰当行事的社会，实现某种意义的潜在可能，无不因我们生命的不可逆而受到影响。但也可以说，只有潜在可能受到这样的影响。因为一旦我们利用了某次机会，实现了某种潜在的意义，我们就永远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将它安全地交付给过去并保存下来，使它不致消失。已成为过去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件会无可挽回地消失掉，相反，每一件都不可改变地保存下来，受到珍重。当然，人们往往只看到眼前已收割的田野，忽略和忘记了硕果累累的过去，正是过去，凝集着人们的终生收获：他们的作为、他们的爱、乃至他们满怀勇气和尊严承受的痛苦。
从这里可以看到，人们没有理由可怜老年人。实际上，青年人应当羡慕他们。固然，老年人没有未来的机会与可能，但他们却有更多的东西。虽然没有未来的可能，他们却拥有过去的现实——他们所实现的潜在可能、所实现的意义、所实现的价值——一而没有任何事情或任何人能够消除珍藏在过去的这些财富。
鉴于在经受苦难中发现意义的可能性，生命的意义是绝对的，至少从潜在的角度来看是如此。然而，与此类似的则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绝对的价值。正是这一点，保证了人的尊严不可磨灭。正如生命在任何条件下，即使在最悲惨的情况下，都有其潜在的意义一样，每一个人的价值，也都始终与其同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人的价值是建立在这个人过去所实现的价值基础之上，而并不依这个人现在是否仍然有用而定。
更具体地说，所谓有用，通常是就一个人能否有益于社会而言。但今天的社会，专以成败论英雄。因此，它推崇成功和幸福者，尤其是推崇青年人。这实际上忽略了所有其他人。的价值。如此一来，就模糊了尊严意义上的价值与有用意义上的价值这两者之间的决定性区别。如果有谁认识不到这种区别，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完全决定于其目前的有用程度，那么，他必然会为希特勒的无痛苦致死术计划辩护，即，主张“用减少痛苦的办法”处死所有那些由于年老体衰、患不治之症、智力缺乏、或任何其他残疾而丧失了社会用途的人。
将人的尊严与仅仅有用混为一谈，本源于一种概念上的混乱，而这种概念混乱又可以追溯到当代在许多校园和许多分析理论中风行一时的虚无主义。甚至在分析训练中，也会见到这一类的灌输。虚无主义并不说世界空无一物，而是强调一切事物都没有意义。乔治•A•萨金特提出“学到的无意义”的概念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记得一位治疗学家对他讲过：“乔治，你必须明白，世界是一场玩笑，没有正义可言，一切都是无目的的。只有当你了解到这一点，你才会知道，认真对待自己有多么愚蠢。宇宙并没有任何终极目的。它只是存在而已。你现在对自己如何行事作出任何决定，都没有什么特定意义。
这类批评，不能推而广之。原则上，训练是必不可少的，但果真如此，则治疗学家应看到自己的任务是帮助学员抵制虚无主义，而不是向他们灌输玩世不恭的思想，玩世不恭是对自己的虚无主义的一种防卫机制。
意义治疗学家甚至可能遵从其他心理治疗学派规定的一些训练和许可开业的要求。换句话说，如果有必要，你可以与狼一道嚎叫，但在这样做时，我劝你应当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没有必要不忠实于意义疗法固有的关于人的基本概念和生命哲学的种种原则。保持这一忠诚并不困难，因为，正如伊丽沙白•S•卢卡斯曾经指出的：“在心理治疗学的历史上，从没有哪个学派像意义疗法那样非教条主义。”（意义疗法并不强加给那些对心理治疗感兴趣的人。它不像东方的集市，而更像超级市场，在东方的集市上，小贩向顾客兜售货物；而在超级市场中，顾客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东西，他将从中挑选他认为有用和有价值的东西。）在意义疗法第一届世界大会上(1980年11月6日至8日，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我不仅主张心理治疗的重新人性化，而且主张我所说的：“意义治疗的非教义化。”我无意培养只会“学舌”的鹦鹉，我关心的是将火炬传递给具有“独立、开拓、革新和创造精神”的人。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曾经断言：“试让一些截然不同的人同样面临饥饿。随着饥饿的强制性刺激增强，一切个人差异都将渐趋模糊，代之而起的，将是所有人都表现出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谢天谢地，弗洛伊德不必身临其境了解集中营。他的患者可以高卧在维多利亚式的奢华睡椅上，而不必倒在奥斯威辛的污秽中。在那里，“个人差异”并没有“渐趋模糊”，而是相反，人们的差异越发明显；无赖或圣人，各显出他们的本来面目。今天，我们不必为使用“圣人”一词而犹豫：想一想马克西米兰•科尔伯神父，他在奥斯威辛忍饥挨饿，最后遭注射石炭酸被谋害致死，1983年谥为圣徒。
人，们或许会指责我列举的只是例外。斯宾诺沙的《伦理学》的最后一句写道；“Sed omnia praeclara tam difficilia quamrara sunt”(对每一件伟大的事物，其认识之难，正如其发现之难)。人们当然会问，我们是否真有必要提起“圣人”，只提正派人不是已经足够了吗?确实，圣人只是少数，而且始终将是少数。但我却从中感受到一种特殊鞭策，激励人们加入少数。因为世界状况不佳，除非每个人都竭诚努力，否则，一切将更为恶化。
因此，让我们警觉——双重意义上的警觉：
自从奥斯威辛以来，我们知道了人的能力之所及。
自从广岛以来，我们知道了危急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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