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患者找精神病医生求诊，所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是关于人的问题，而不是神经病症状。若在过去，其中有些人会求助于牧师、神父或教士。现在他们往往不愿找牧师、教土，而要求精神病医生解答“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想举一个例子。一次，一位妇女自杀未遂后，被送到我的医院。她的一个儿子，11岁时死了。库特•科库雷克医生请她参加一个治疗小组。一天，我走进他们的房间，正巧库特医生在进行精神表演疗法。这位母亲正在讲述经历。她的儿子死后，她独自带领着大儿子过，这个可怜的孩子从小因患小儿麻痹症而双腿残疾，只能坐轮椅行动。母亲想以死来抗击命运。但当她想带儿子一起自杀时，是这个双腿残疾的孩子阻止了她自杀。他希望活着！对于他来说，生命依然深具意义。为什么对他的母亲来说却不是这样呢?她的生命怎样才能依然具有意义?我们该怎样帮助她认识这一点呢?

     我也即兴参加了他们的讨论。我问同组另一位女士多大年龄。 点击阅读全文 »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即使处境无望，在劫难逃，我们仍可从中找到生命的意义。因为此时的关键是要证明人所独具的潜力得到最佳发挥，要变个人的不幸为胜利，变困境为人的成就。当我们再也不能改变某种境况时——比如不宜动手术的癌症等不治之症—一我们面对的挑战就是改变我们自己。

      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一天，一位年迈的医生登门求医，因为他极度抑郁消沉。两年前，他的妻子去世了。她是他最心爱的人。他无法克服失去她的痛苦。现在我该怎样帮助他?该对他说些什么呢?于是，我有意不讲什么，而只是问他：“医生，假如您先去世，不得不剩下您妻子孤单一人，情形会怎样?”他说：“啊，对她来讲那将非常可怕。她会多么痛苦！”我于是说：“您看，医生，她现在免受了这份痛苦，是您使她免受了这份痛苦。当然，你付出了代价，不得不独自伤心地活下去。”他听后，一言未发，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平静从容地走出了诊所。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一旦发现了痛苦的意义，例如牺牲的意义，痛苦也就不复是痛苦了。   点击阅读全文 »

     如果我现在就宣称所有的梦均为“愿望之达成”，我深信必招致最强烈的辩驳。批评我的人将会说：梦可以被解释为愿望的达成的说法，其实并非创举，在这以前如拉德斯托克、弗尔克特、普金吉、格利新格尔等均已有此说，但要说除了以愿望达成为内容以外，没有别种梦，那就未免以偏概全，而且是轻而易举即可推翻的谬论。相反地，充满不愉快内容的梦，却是屡见不鲜。悲观哲学家哈特曼是最反对这种“梦是愿望达成”的论调。在他的潜意识的哲学的第二部里（德文版第三三四页），他说：“……至于梦，可说是昼间活动中，除了理性上、艺术上较惬意的享受以外的所有烦恼，一并带入睡境所造成的产物。”其实，甚至其他一些不太悲观的观察者，也都认为梦里痛苦不祥的内容，均远较愿望达成的情形多见。有两位女士，乌依德与哈拉姆曾用她们自己的梦，以统计数字，表示出梦较多失望沮丧的内容。她们发现百分之五十八的梦是不如意的，而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点六才是愉快的内容。 点击阅读全文 »

      要了解一个人人格的最内在核心，爱是惟一的途径。只有爱一个人才能了解这个人的真正本质。爱使人能够发现所爱的人的基本品质和特性；甚至还可以发现所爱的人身上尚未发挥，然而应当发挥的潜力。而且，人凭借爱的力量，可使所爱的人能够发挥这些潜力。由于他使心爱的人领悟到了自己能够成为和应当成为怎样的人，因而他使得心爱的人的这些潜力得以实现。

      按意义疗法，爱并非仅仅是所谓升华意义上的性驱力和本能的副现象(  副现象系由原发现象导致的现象)。爱和性一样，是一种原发现象。性通常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性一旦成为爱的手段，并且只要作为爱的手段，就是合乎情理的，甚至是神圣的。因此，爱不可理解成仅仅是性的副产品；更确切地说，性是表达那种完全结合为一体的感受，即人们称之为爱的一种方式。

      第三种发现生命的意义的途径便是经受苦难。

   “认真对待生活，犹如你现在的生命已是第二次，犹如你曾虚度了前生，而现在，你即将重蹈覆辙。”意义疗法的这条明确的箴言，反映了它对责任的强调。在我看来，它最能够激发人的责任感。它催人猛醒；一，现在稍纵即成过去；二，过去犹可改变和补救。这一箴言引导人正视生命的有限，正视自己有限生命的最终目标，即成为什么的人，怎样渡过一生。

      意义疗法设法使病人充分领悟自己的责任；因此，必须由病人自己定夺他要负什么责任、对什么或对谁负责。在各派心理治疗学家中，意义治疗学家最不愿意把价值判断强加给病人，原因就在这里，他决不允许病人把作出判断的责任推卸给医生。

      因此，必须由病人自己决定如何理解自己的人生使命，是否对社会负责抑或对良心负责。然而，也有些人不仅从所赋予自己的使命，而且从赋予自己使命的主宰来理解自己的生命。 点击阅读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