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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以此纪念伊迪丝•魏斯科普夫•乔尔森,早在1955年,她就在美国意义疗法领域开始了开拓性的努力,并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宝贵贡献。

《追寻生命的意义》- 1984年附录:悲剧性的乐观主义     首先,我们问问自己,该怎样理解“悲剧性的乐观主义”。简而言之,它指的是,一个人尽管面临意义疗法所称作的“悲剧三合体”,但是仍然始终保持乐观。“悲剧三合体”包含人生的三个方面,可概括为(1)苦难;(2)罪疚;(3)死亡。本章实际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可能不顾所有这一切而积极对待人生?换句话说,尽管存在着悲剧,人生如何才能保持其潜在的意义?我们说“积极对待人生”(这是我的一本德文书书名),就意味着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在最悲惨的情况下,生命始终具有潜在意义。而这又是以人有能力创造性地变生命中的消极因素为积极的或建设性因素为前提的。换言之,重要的是对任何具体情况,都要作最佳处理。然而,“最佳”就是拉丁文里的“乐观”(optimum),所以,我提出了“悲剧性的乐观主义”,这是一种面对悲剧,看到人的潜力的乐观主义,人的潜力得到最佳发挥时可以(1)变苦难为人生成,就;(2)因罪疚而悔过自新;(3)从短暂的生命中获得对生命负责的动力。

      不过必须记住,乐观主义是不能强迫命令的。不能强迫自己不管机会与希望如何,一味乐观。信、望、爱这个三合体中,信和爱与希望一样,也是不能强迫命令的。 点击阅读全文 »



      太长时间以来——事实上已有半个世纪——精神病学试图把人的头脑解释为仅仅是一种机制,结果,治疗精神疾病被看作只是一种技术。我想—,这场梦已经结束了。当前地平线上开始呈现的不是用心理学分析的医术,而是赋予人性的精神病学。

《追寻生命的意义》- 评泛决定论      然而,一位医生如果仍把自己的职责主要等同于技师,就会承认,他只不过把病人看成是一部机器,而看不到疾病后面活生生的人!    

      人不是一种事物;事物相互决定,但是人从根本上说是自决的。在天赋和环境允许的范围内,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取决于自己。例如,在集中营这所活的实验室和试验场上,我们亲眼目睹有些同伴表现得像猪一样,而另一些同伴则像圣人一样。人本身同时具有这两种潜在可能;实现哪一种,不取决于环境,而靠人作出决定。

      我们这代人是现实的,因为我们知道了人真正是什么样的。毕竟,发明奥斯威辛毒气室的是人;然而,口诵主的祷文或《以色列施玛篇》,昂首挺胸步入毒气室的也是人。



《追寻生命的意义》- 精神病学的信条      在我们所能想象的所有事物中,人受到的最大限制莫过于失去一切自由。因此,神经症甚至精神病患者,都留有一丝残余的自由,无论这种自由会是多么有限。的确,即便精神病,也触及不到患者人格的核心深处。 

     一个不可治愈的精神病患者,可能是一个无用的人,但他依然保留人的尊严。这是我的精神病学的信条。离开了它,我认为就不值得作一个精神病医生。我们为了谁呢? 难道只是为了一部破损而无法修复的大脑机器吗?假如患者肯定只不过是这种机器而已,那么无痛苦致死术岂不就顺理成章了。



      精神分析学经常因其所谓泛性论而受到指责。我个人怀疑,这种指责是否合理。在我看来,有某种更错误、更危险的假定,那就是我所称作的“泛决定论”。我指的是那种对人的看法,无视人在任何条件下有能力采取自己的立场。人《追寻生命的意义》- 评泛决定论并不是完全受条件限制和决定的,而是能够自行决定究竟屈服于环境,还是勇敢地面对一切。换句话说,人是根本上自决的。人并非仅仅活着,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决定他将怎样活着,下一刻他将怎样做。

      正因为如此,每个人都有自由随时作出改变。因此,我们只能在关于整个群体的统计调查大范围内,预测一个人的未来;然而,一个人的个性基本上仍是不可预知的。任何预测的根据不外乎生物、心理和社会条件,而人有超越这些条件,不囿于这些条件的能力,这是人存在的一个主要特点。如有可能,人能够改造世界,如有必要,人也能够改造自身。

      让我告诉大家J医生的故事。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惟一我敢说是魔鬼般的邪恶人物。当时人们都叫他:“斯坦霍夫的总刽子手”(斯坦霍夫系维也纳一家大精神病院)。 点击阅读全文 »



      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集体神经症,而每个时代都需要有针对性的心理疗法。存在的空虚是当代人的大众神经症,存在的空虚可以说是一种私人或个人形式的虚无主义;因为虚无主义可以下定义为:认为存在是毫无意义的论点。然而,《追寻生命的意义》- 集体神经症就心理疗法而言,如果不能使本身排除当代虚无主义哲学趋势的干扰与影响,便永远无法大规模地应付这种事态;否则,它与其说是大众神经症的可能疗法,不如说是大众神经症的一种症状。心理疗法不仅反映虚无主义哲学,而且传输给病人的纵然不情愿地并非故意地——实际上是人生的一幅讽刺漫画,而不是人的真实写照。

      首先,宣传人“不过如此”的理论有一种固有的危险,在这种理论看来,人只不过是生物、心理和社会条件的产物,或者是遗产和环境的产物。这种看待人的观点促使神经症患者确信他本就容易相信的东西,即他是外界影响或内在情况的抵押品和受害者。那种否认人是自由的心理疗法加固了神经症患者的这种宿命论。

      诚然,人是有限的生物,人的自由同样也是有限的。所谓自由,并不是指不受条件限制的自由,而是指对待制约条件采取什么态度的自由。正如我曾经说过;“作为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教授,我完全了解人受制于生物、心理及社会条件的程度。但我除了是这两门学科的教授以外,我还是4所集中营的幸存者。因此,我也可以证明,人具有意想不到的能力,能够毫无所惧地对待一切困难,即使是所能想象的最恶劣的环境。”